文/學者

人物檔案

鄭元忠1952年8月出生，漢族，浙江平陽人，大專學歷，高等經濟師，現任莊吉集團總裁兼莊吉集團工業園董事長。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被稱為溫州“電器大王”的鄭元忠因犯投機倒把罪逃亡在外，對他的通緝令撒往全國。1984年4月，鄭元忠終被平反，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創業。如今，他所創立的莊吉集團已經成為國內服裝行業內的翹楚。

2008年初，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鎮政府舉辦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座談會”。一名戴著金邊眼鏡、身著筆挺西裝的中年男子在會上發言，此人正是莊吉集團董事長――鄭元忠。作為優先代個體戶代表，從“柳市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到被定為犯有投機倒把罪的犯罪嫌疑人，再到如今莊吉集團董事長，溫州市第十一屆人大代表、服裝協會常務理事，鄭元忠的人生履歷可謂跌宕起伏。

改革開放30年來，在溫州這塊市場經濟發祥地涌現出了許多民營經濟的先驅與領軍人物。鄭元忠只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在他的身上，人們看到了民營經濟從被扼殺到被推崇的全過程。

善事大亨忙上市

當有名歌星周華健身著莊吉西服出現在街頭巷尾的廣告牌上時，莊吉已成為人們熟悉的品牌。1996年成立的莊吉集團有限公司，如今不僅是男裝中的一把好手，而且已經入選全國服裝企業“雙百強”、民營企業500強。集團現有成員企業12家，涉足服飾、船舶、有色金屬、房地產等領域。近年來，“莊吉”連獲“”、“有一定名氣產品”等殊榮。

“老總近期一直忙著公司的上市，夜以繼日地工作。”莊吉集團的一名高管向介紹了老總鄭元忠近期的工作重點。原來，鄭元忠又開始謀劃著企業上市中小企業融資了。該名高管向透露，如今上了年紀的鄭元忠，開始學著保養自己，經常會去晨練或晚間散步。還喜歡在深夜時分，開著自己的愛車，外出兜風，緩解壓力和身心疲勞。

近年來，莊吉先后出資參與珊溪供水樞紐工程建設，建造希望小學，并捐資創建“科技創立基金”，向云南普洱市貧困大學生捐款等等，累計捐資捐物50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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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王”到“逃犯”

“他完全是白手起家，還冒了很大的！”莊吉集團一名老員工頗有感慨地說。談起老總鄭元忠的傳奇人生，莊吉集團的員工都有著說不完的話。

鄭元忠讀初中時正趕上了，因此，鄭元忠沒有上大學。但他并不消沉，為了改變家鄉窮困落后的面貌，他曾帶頭“學大寨”，帶領民工到湖北支援“三線建設”。他于1971年開始創辦實業，用跑供銷積累的資本，接連創辦起樂清無線電元件廠等數家鄉鎮企業，成為當時“柳市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

1982年1月11日，中共發出《緊急通知》，傳達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關于對一些干部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采取緊急措施的指示。

“柳市八大王”均以投機倒把罪遭受打擊。

1982年的柳市，30歲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已經開有幾間工廠，年產值達百萬元，是柳市鎮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第二富。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龍率領的工作組進駐柳市，開始了對“八大王”的抓捕行動。鄭元忠走上了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潛回家中立即以投機倒把罪被抓捕，并被關進看守所。

對“八大王”的高調討伐，令全國民營企業噤若寒蟬。1982年，柳市鎮工業產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共揭出并立案審查各類經濟犯罪案件16.4萬多件，判刑近3萬人。

經濟整肅讓私營經濟遭遇了優先次寒流。

二次創業的春天

1984年春節后的優先天，發布一號文件，提到不可把政策允許的經濟活動同不正之風混同起來，不可把農民一般性偏離經濟政策的行為同經濟犯罪混同起來。

1984年3月27日，鄭元忠被無罪釋放。他沒立即回家，而是先去理發店理了發，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鎮工商所，細細研讀一號文件。回到家中，鄭元忠才發現可以停12輛小轎車的院子，已經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幾個“大王”聚在一起，都勸他別繼續干這個行當了。但他重又辦起了開關廠。

鄭元忠的二次創業對其他企業主影響很大，6月，柳市低壓電器門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從業人員逾5萬人。這一年，溫州開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場；小規模、大協作；小機器、大動力；小能人，大氣魄”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之路，家庭工業企業達13.3萬家，被稱為“農民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媒體報道后，也開始有了后來十分有名的“溫州模式”這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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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溫州模式”顯端倪

1986年，鄭元忠把他的精益開關廠改造成了股份公司。1992年初秋，鄭元忠又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高薪聘請了一位總經理打理工廠，自己卻跑到溫州大學去上學，成為一名溫州大學貿易系的大齡學生，圓了他少年時代的大學夢。大學畢業后的鄭元忠，心胸更開闊，思路也更活躍。1993年，鄭元忠離開柳市，來到剛剛起步的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加盟2000萬元，建起了占地8畝的“莊吉服裝有限公司”，成為開發區較早的創業者之一。

一個新的“溫州模式”誕生了，并開始走上化之路。

法治刻度

“投機倒把”罪的消失

在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規定投機倒把罪是指以獲取非法收銀為目的，違反金融、外匯、金銀、物資、工商管理法規，非法從事工商業活動、擾亂金融和市場管理、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這些行為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造成了社會不穩定，可見，當時將“投機倒把”納入刑法，是有著特殊的歷史環境和國情的。

然而，在一個短時期內，投機倒把罪被人為地政治化和擴大化了，使得一批誠信經營的私營企業主的利益被無端侵害，導致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 隨著時代的發展，領導人審時度勢，終于讓鄭元忠們得以“平反”，并開始他們的第二次創業。在新環境下，全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而誕生了“溫州模式”。而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也終于在1997年《刑法》的修訂中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名。

北京大學行政法學姜明安教授表示，一些法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已明顯弊大于利――不利于市場經濟理念的培植和弘揚；易導致行政管理的隨意性；可能導致行政管理秩序的混亂；可能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地窒息經濟發展的活力。投機倒把罪的消失，標志著經濟政策革新后一個新時代的開始。